623西出阳关,再无故人
2023/2/22 来源:不详历史上的今天系列第3篇
.6.23常书鸿去世
01
巴黎塞纳河畔,一座桥连接法兰西学院与卢浮宫中央广场。
这里是巴黎最富有的区域,也是法国艺术气息最浓厚的地方,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此瞻仰。上世纪20年代,林风眠、常玉、徐悲鸿,都曾在此徜徉漫步。
二十出头的他也不例外。留学巴黎学习西洋绘画,他便住在塞纳河边,往来穿梭于学校与各艺术馆。
他那间不大的小屋,常年举办艺术沙龙,成为留法画家们最爱去的地方,大家在此谈论艺术,创作绘画或雕塑,高谈阔论兴致勃勃。
小屋的女主人,也就是他的妻子,美丽温婉喜欢雕塑,是他学术上的同行者,也是他艺术上的灵感女神,他早期的诸多作品里,都是以她为主角。
他本天资聪颖,以油画系第一名毕业于里昂美专后,画作多次参加法国国家沙龙展,拿到的不是金奖就是银奖。年纪轻轻,他便成为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作品被法国人收藏于里昂国立美术馆。
徐悲鸿来巴黎举办“中国绘画展览”,发现这个比他小十岁的年轻人,才是巴黎最负盛名的中国画家。
他的恩师,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劳朗斯教授说,这个中国年轻人是他所有学生中最听话、最用功、最有成就的一个,也是最前途无量的一个。
少年得志,意气风发。
一家三口
他在法国度过了九年十个月的时光,他给他们的女儿起名“沙娜”,那是“塞纳河”的谐音。
对他与妻子来说,在法国的时期是风花雪月诗酒年华的岁月。
直到一次偶然的邂逅。
02
年的一天,从卢浮宫出来,依照多年在巴黎散步的习惯,他来到塞纳河边的旧书摊。
一部由六本小册子装订成的《敦煌图录》忽然进入他的视野。
盒装的书壳里,是三百余幅来自敦煌千佛洞的壁画和塑像照片。目录和序言里写着,这些图片是年汉学家伯希和从位于中国甘肃的敦煌石窟拍摄而来。
这些来自遥远故国的图画,构图气势宏伟,人物刻画生动有力,尽管已距今多年,却瞬间击中了他的心灵。
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过去,巴黎的夜色徐徐落下,他依然爱不释手不忍离去。囊中羞涩的他无法买下那本图册,好在卖书人告诉他,还有许多彩色敦煌绢画,藏在不远的吉美博物馆。
伯希和敦煌图录
第二天,他在博物馆见到了19世纪的西方冒险家们从敦煌盗走的大量唐代绢画。这些早于欧洲文艺复兴年的作品,美轮美奂栩栩如生,让他既感惊奇,又觉惭愧。
这些已近湮没的宝贵艺术,非但无法在故国得到发扬,甚至无人保护,被大量盗窃出现在异国他乡。
那时的他,正倾倒在西洋文化,以蒙巴拿斯的画家自居,言必称希腊、罗马,现在面对故国的灿烂文化,自责数典忘祖,惭愧之极。
一夜之间,他决定回去,回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。
03
战乱纷仍的中国,谈艺术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。
回国后,他先到北京,后又随校迁往云南,他把自己对敦煌的念想告诉徐悲鸿、梁思成,但直到年他才等来机会。
那一年,在于右任推动下,国民政府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,他被任命为筹委会副主任。
这是一条异常艰辛的路。
塞外戈壁,风霜如刀。他从兰州出发,由张掖至酒泉,再出嘉峪关,抵安西,光是坐汽车在路上就颠簸了一月之久。
尽管有心理准备,第一眼看到敦煌,他还是心痛不已。
由于缺乏最低限度的保护,洞窟无人管理,无人保护,无人研究,洞外有人放牧牛羊,洞内流沙堆积,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断壁残垣中。
公元年,为逃避西夏入侵抢掠,莫高窟僧人将历代三万余件文物封藏在石窟甬道耳洞中,外画菩萨像伪装壁画,从此近千年无人得知。直到年5月的一天,才被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清理流沙时偶然发现。
外国盗宝者奥勃布鲁切夫、斯坦因、伯希和闻风而至,先后盗去数以万计的手抄经卷、绣像、幡画,美国人华尔纳来到敦煌,粘走了26方壁画,还取走了一尊唐代彩塑。
当时的敦煌就是一座不设防的金库,巧取豪夺数不胜数。
英、法、俄、日、美等国学者根据劫得的文物进行研究,已出版不少研究敦煌佛教艺术和写经的著作,甚至已有“敦煌学”之称。
当时有句话,敦煌在中国,但敦煌学不在中国。
这句话深深刺痛了他,当图册上的画像第一次如此真切地出现在他的眼前,他已决定要留下来。
04
条件艰苦到难以想象。
敦煌周围满目黄沙,方圆百里不见人烟,他们住在马厩改造成的屋子里,第一顿饭是一碗大粒盐、一碗醋、一碗水切面。
敦煌的水,煮出的粥饭都是咸的,肉食要到五十公里外的城里买,用驴子驮回家,沙漠里太阳一晒肉都便酸臭了。
一切都要自己动手。家具是用土砌成土桌、土凳,蔬菜奇缺,他弄来菜籽,亲自开荒种菜,养鸡下蛋,甚至从城里弄来奶牛给大家挤牛奶喝。
要做的工作太多了,没有心思去感慨生活。
以前他是画家,手里拿的是画笔,现在他扛起了铁锹,干的都是体力活。上百个洞窟被流沙淹没,他要清理掉洞窟里近十万立方的沙子,给数百个洞窟一一编号。
他带人种树。因为整个莫高窟周围只有一小片杨树林,风沙侵蚀下,洞窟毁损无可避免。他也向敦煌县长提出过修筑保护墙,却被挖苦“大概是书读的太多了吧,真是个书呆子!”
但有些事,只有“呆子“才能做成。几十年间,一棵又一棵的树苗从他手中栽下去,树林不断向北延伸,越来越多,如今亭亭如盖,早已如同大漠中的一片绿云。
当时的敦煌是画家们取材学习的地方,王子云、张大千、赵望云、关山月,都到此临摹壁画,从中吸收古老的佛教绘画艺术。
与张大千等一行人
他也临摹、学习,临摹洞窟顶部的壁画,抬头看一眼,低头描几笔,胳膊头颈不一会便酸麻难忍。
但他肩上还担负着研究所更多的繁杂琐事。
研究所缺钱少人,政府拨发的经费很少,又常拖延不发,他变卖了许多自己油画作品,以弥补经费短缺。为了给洞窟装上门,他去县城动员官员、商人们做功德。
张大千来敦煌临摹,一句“要做一个中国画家,一定要到敦煌去”,吸引了无数文艺青年慕名而至。
但人来人往,愿意留下来的寥寥无几。
张大千离去时对他说了一句话:“我回去了,你在这过你的无期徒刑吧。”
不料一语成谶,他这一守,就是四十年。
05
最苦的还不是生活本身。
年4月,妻子告诉他,要去趟兰州看病。他不以为意,问妻子是否需要相陪,对方告诉他不用。
谁知妻子这一去,就再也没有回来,他从别人口中才知道妻子看病是假,与人私奔才是真。
他像疯了一样骑马赶到安西,找遍所有车站旅馆,逢人便问“有没有看到一个漂亮女人?”
在追向玉门关的路上,他从马上摔下来,昏迷三天三夜,差点没死在沙漠里,幸亏被沙漠中的地质勘探队发现才得救。醒来后,他在报纸上看到妻子与他脱离婚姻关系的声明。
在巴黎,两人珠联璧合携手共行,如同神仙眷侣一般;但在敦煌,妻子日渐无法忍受沙漠的艰苦,她和他吵过也闹过,他始终放不下敦煌不愿离开,夫妻二十载,终于成陌路。
这次打击几乎让他一蹶不振,幸好还有女儿的陪伴。
女儿沙娜与他从巴黎到敦煌,经历诸多变故之后,一直陪伴他走过最艰难的日子,成为他心目中最大的精神安慰。
与儿女在莫高窟
06
年,教育部下令撤销敦煌研究所,莫高窟交给敦煌县政府。
他心急如焚,四处致信,寻求支援,每封信的后面,都要加上一句:
“我所同仁,誓死不离敦煌!誓死不离莫高窟!”
他亲赴重庆,联系陈寅恪、徐悲鸿等人寻求帮助,总算使敦煌得以挂靠在中央研究院下,寻得一批物资支持。
再次返回敦煌,除了这些物资,他还让女儿带上了鹅、鸭、花籽、波斯菊……
抗战胜利后,举国同庆。但敦煌研究所的同仁,也都开始思乡还家,董希文、李浴、周绍森、乌密风夫妇,一个接一个提出离去,他们都是最早来到敦煌的一批人。
他无法挽留,只能洒泪而别,目送一个个学生、同事,踏上归途,身影消失在荒漠远方。
解放前夕,他拒绝当局将敦煌展品运往台湾的命令,又组织保卫人员使洞窟在乱世之秋免遭浩劫。
如果不是他,今天除了台北故宫,可能还会多出个台北敦煌。
07
他是见过世面的人,知道对敦煌最好的保护不是藏不示人,而是使之走向世界。
年他首次前往日本办展,吸引10多万人参观,创下日本购票参观艺术展览会最高纪录。在他的积极推动下,敦煌艺术开始走出国门,为更多世人所知。
他曾觉得,苦日子总算过去了,但终于还是躲不过后来的政治运动。
“文革”时期,他被打倒,住在牛棚里,破四旧的红卫兵当着他面把他栽下的柳树砍掉。
浩劫过去,他不愿多提,十年“文革“,在他回忆录中只留下短短百余字,他只说:“我是个幸存者,一个留下满身‘纪念品’的幸存者。”
年3月,他调任国家文物局顾问,举家迁往北京。家中总挂着一串铃铛,他说在莫高窟生活,听了几十年洞窟大佛殿檐角摇曳的铁马铃声,现在“客寓京华”,挂上这串思乡的铃铛。
年,他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,享年90岁。遵照他的遗愿,骨灰埋在与莫高窟遥遥相对的敦煌研究院的陵园。
他的墓碑上刻着五个字:“敦煌守护神”。
08
很多年以后,我才知道这个叫常书鸿的人。
泛黄的照片上,这个人面色温和目光沉静,一副旧派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,很难将这样一个人与塞外大漠联系到一起。
陈寅恪有句话:“敦煌者,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。”这句话被刻在石上,放在敦煌石窟前。
但很多人不知,这句话还有后半句:“但能够得遇常书鸿这样的守护人,却不能不说是敦煌之大幸,中国之大幸。”
半个世纪前,他曾是巴黎最负声望的年轻画家,许多人说:“他若能一直在巴黎画下去,一定会成为世界级艺术家。”
谁也没有想到,塞纳河畔与敦煌的偶然邂逅,他苦行僧一般在大漠坚守半生。
池田大作曾问他:“如果来生再到人世,你将选择什么职业?”
他回答:“我不是佛教徒,不相信‘转生’。不过,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为人,我将还是‘常书鸿’,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”。
今天的敦煌,位列世界文化遗产,每天多达数万游客前来观赏。洞窟外,常书鸿的墓碑遥遥相对,注视着他生前守护半生的地方。
大半个世纪前,他留法归来,带寥寥数人远赴沙漠,筚路蓝缕而启山林,打下中国敦煌研究保护的基础。
如今西出阳关,游人如织,松涛阵阵,只见大漠孤烟,再不见故人归来。